2022年，中國法學研究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從法學基礎理論到各部門法學，從傳統領域到新興學科，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黨的二十大之后，法學界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不斷貢獻理論智慧。
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12月19日發表的署名文章《譜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我們要以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周年為契機，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強化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推動憲法實施，更好發揮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保障?！蔽恼氯婊仡櫫宋覈鴳椃ㄖ贫冉ㄔO和憲法實施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深刻總結了我國憲法制度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提出新時代新征程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的明確要求。
第一，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不動搖，堅持憲法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不動搖?！睆埼娘@認為，這“四個堅持”鑄就了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政治基石、憲治基石、法理基石。付子堂等認為，憲法中的健康條款是健康中國建設和健康法治發展的根本規范。從規范構造來看，憲法中有關健康條款的內部規范構造和外部結構為健康中國的建設提供制度支撐。從適用路徑來看，憲法和部門法之間協同治理以及國家與公民之間雙向配合為實現公民健康權提供路徑保障。任喜榮認為，憲法將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以根本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統領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發展完善，實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統一。
在憲法實施、憲法與部門法交叉等領域，莫紀宏創新性討論了憲法作為根本法能否在特別行政區內直接適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認為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機構、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及作為中國公民的特別行政區居民，都具有憲法上的直接法律義務，必須要自覺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周光權認為，合憲性調適作為合憲性解釋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領域憲法判斷的新動向，屬于中國式制度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獨特的憲法實踐，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方向。上官丕亮探討了部門憲法的實質，認為部門憲法不是“憲法的部門”，也不是部門法，而是“部門憲法學”，它是憲法學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路徑。
第二，對于全過程人民民主、部門法法典化、人工智能與數字正義、算法與網絡治理等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在理論上進一步創新和突破。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黨的二十大報告重點論述的內容之一。馮麗霞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全鏈條”“全覆蓋”首先應通過民主立法的過程得以承載和展現，其“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也主要通過法律規范體系作用于社會政治生活得以彰顯。胡玉鴻認為，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必須借助法治的保障。民主無論是作為人民當權的國家制度、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顯現，還是表現為法律規定的權利以及合理的訴求表達，都需要在法治的機制中得以型構。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于相關立法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本蛥^域府際合作中如何發揮軟法的效力，石佑啟等認為，有必要在證成軟法效力的基礎上，構建包含利益驅動、溝通協商、聲譽壓力等內容的軟法效力保障機制，以更好地發揮軟法的作用，促進軟法與硬法的有機銜接，推進區域府際合作目標的實現。王建學認為，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與法治實踐中，改革型地方立法變通機制發揮了重要的先行試驗作用。同時，這種立法變通受到法制統一、平等和單一制等憲法原則的約束。憲法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彈性，只有在憲法權衡中才能對變通機制予以準確評價。楊松反思了新金融監管體制下央地監管權關系，主張以屬地責任為歸屬，制定全國統一地方金融監管法，加強跨區域的協作機制建設，以實現央地金融監管的互恰與協同。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對法治建設提出新要求。于改之基于刑事立法視角認為，旨在規制濫用行為的利用模式，是刑法數據治理模式調整的現實方向，可通過在刑法總則中設置專門條款，指導分則數據法益的解釋，增加濫用算法罪、非法提供算法服務罪，積極探索涉數據犯罪的違法阻卻事由等途徑實現。黎四奇認為，在數據科技治理中，除認真對待法律外，還必須在科技研發、推廣與使用等環節系統性地植入倫理規則，使倫理成為法律創新的指南針，從而實現法律與倫理的有效對接。
算法、數據和網絡平臺治理法治化依然是法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徐漢明歸納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絡強國”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包括“時勢論”“布局論”“性質論”“驅動論”“融合論”“命門論”“安全論”“治網論”“體系論”“增量論”“人才論”“共贏論”“保證論”。馬長山認為，數字法學不是現代法學的理論增補，也不是現代法學的新興分支，而是現代法學適應數字時代變革發展的轉型升級。它通過現代法學基礎上的遷移、改造、更新和創生，實現了對現代法學的理論重建，展現著信息中樞、數字行為、算法秩序、節點治理等數字生活邏輯。洪學軍基于司法實務經驗認為，互聯網司法應當進一步遵循“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趨勢，通過明確數字正義供給重點、強化互聯網司法功能、構建專業化管轄體系、打造協同共治機制，進一步增強對數字文明的法治供給，以數字正義推動實現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
同時，陳景輝對“算法之治”本身的性質表達了質疑，通過依據法治的具體要求逐一檢驗算法之治的兩種具體類型——代碼驅動型與數據驅動型，認為所有類型的算法之治都不是具體的法治，也不滿足法治的要求，而是法治的拘束對象。鄭智航認為，自動化決策往往容易忽視正當程序理念，一種平衡論的引入可以改變我們對于個人免受自動化決策的權利效力、屬性和規范的認識，并為個人免受自動化決策權利的實現提供方法論基礎。張凌寒提出了智慧司法中技術依賴的隱憂，認為這種依賴關系也帶來權力專屬原則存疑、質量技術標準缺失、責任鏈條分配存在困境等挑戰。因此，應及時勘定技術嵌入司法活動的邊界，合理分配人類與機器的決策分工。
“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等有關涉外法治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原創性貢獻的重要體現。張龑認為，涉外法治主要包括兩個相互交織的層面，積極層面在于參與全球法律治理改革，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法治，消極層面在于以具體法治的方式防御和反制抽象法治及其背后的霸權。肖永平認為，完備的涉外法律規范體系是涉外法治的基礎。我國既要加快制定單項涉外法律，如對外關系法、外國主權豁免法等，又要及時完善我國法的域外適用制度。既要重視促進國際合作法律制度建設，對標國際標準構建外貿投資、外資審查管理、外國人入境居留管理等法律法規體系，又要有利于我國開展法律反制措施，充實應對挑戰、防范風險的法律“工具箱”。蔡從燕研究了“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統籌”問題，提出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不僅涉及在制度、行為體、機制以及場所等方面進行恰當的建構、動員與選擇，而且更要解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方法論選擇問題，即涉外法治遵循正?；壿嬕只蚶庵髁x邏輯。
第三，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黃建武指出，科學立法與民主立法存在潛在的張力。在價值上，前者追求的是真，即合規律性；后者追求的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符合大多數人認可的善。不同的價值追求，隱含著不同的制度設計導向。兩者張力的化解需要通過立法制度或機制的設計來完成。葉會成深入闡發了民主立法的獨特價值，認為民主立法是公民行使公共自治的體現，是公民為增進自身福祉實施的集體立法，公共自治的價值無法被折抵為良法之結果。此外，依法立法最重要的所依之法就是《立法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立法法》的修改作為“初次審議的法律案”列入2022年度立法工作計劃。這是《立法法》的第二次修改，與第一次修改相隔7年。楊登峰指出，《立法法》本次修改在具體制度設計上應進一步體現科學立法原則，為此，可適度完善授權立法，合理配置地方立法權限，增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授權地方人民政府立法、全國人大授權新區和自貿區立法等授權立法形式，使立法試驗更具廣泛性和代表性。
2022年新實施了《家庭教育促進法》《監察官法》《陸地國界法》《法律援助法》《醫師法》《職業教育法》《濕地保護法》《印花稅法》《反有組織犯罪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修訂通過了《體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一批專門領域的法律。圍繞相關領域的立法、修法活動，學界也積極跟進解讀、宣傳并開展相關學術評價。針對新修訂的《體育法》，趙毅認為，在管制與自治關系上呈現出全新立場，提供了自治規則進入國家法秩序的管道。針對《家庭教育促進法》，但淑華認為，該法處于教育法、未成年人法和民法的交疊地帶，是家庭教育法中的基礎性立法，全面、系統調整家庭教育法律關系，為家庭教育立法確立統一價值和方向。莫洪憲認為，《反有組織犯罪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反有組織犯罪工作進入全面依法開展的新階段。該法中的刑事程序規則不僅繼承了既有規范，而且創新、完善了不少具體規則，在實踐中應準確予以理解、適用。
扎實推進依法行政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法行政進入新時代，法治政府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其發展邏輯從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到統籌布局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再到將法治政府建設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法治政府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毕鄳?，行政法學研究覆蓋了行政行為法、行政組織法和行政救濟法等多個方面。
第一，行政法法典化繼續成為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馬懷德認為，行政法法典化應當采取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對一般行政法規則進行體系性整合，并在這一定位下妥善處理行政基本法典與單行法、部門行政法的關系。關保英認為，行政法典總則首先是一個獨立的法典，具有總括性和統領性，此外，它也是一個公法體系。行政法典總則的制定具有支持法律體系、正名公法體系、整合行政法體系和對接其他部門法體系的法治價值。王世濤認為，行政法典是功能主義的制度構建，是一種“自我限縮”的特殊的法典化形式。行政法典的建構基礎、價值原則、體系框架都不同于《民法典》。在世界范圍內，程序法模式已成為行政法法典化的通例。薛剛凌認為，我國行政法典編纂應以整體型行政為重心，同時重視個人權利保護，以行政系統的組織和運行為框架，建構一套符合系統規律的客觀行政法體系。
第二，數字行政受到更加多維度觀察。算法行政的理論構想和實踐應用雖然有助于緩解社會公眾長期以來對政府懶政怠政等問題的擔憂，然而，王懷勇指出，算法在獲得定量化、精確化等“硬性”決策能力的同時，也摒棄了價值、理念等“軟性”覺察、衡量能力，限制了傳統行政中行政相對人參與、反駁的機會。因此，應在利益衡量的基礎上引入技術性算法披露機制，構建基于虛擬沙盒的算法測試機制，以解決“黑箱”審查的難題。馮子軒就智能行政執法現象給行政執法體系帶來的沖擊，建議從行政程序基本理論切入，歸納分析智能技術在現有行政執法環節中產生的新型驅動力以及現實阻礙，進而尋求兼顧行政效能、技術發展與各方主體可接受程度的平衡方案。此外，元宇宙是新一代全真互聯網形態，黃锫認為，用戶、數據、算法是元宇宙時代社會經濟活動的三個重要支點，三者都存在著諸多風險，例如侵權、壟斷等。這些風險難以通過市場力量自行化解，需要行政規制的力量予以防范，具體行政規制路徑包括搭建統一的元宇宙身份認證平臺等。
第三，新型行政行為得到重視。行政行為種類繁多，葉必豐聚焦我國已經出現較多的行政機關間的委托行為，認為行政機關間的事務委托與民事代理相同，但需要區別對待事務委托和職權委托，后者必須有特別法的依據。針對緊急行政的特殊性帶來的權力設限難題，江必新主張，應當對相關原則規則進行適應性調整或者區別適用，為緊急行政權設定必要且合理的限度，使其既足以有效應對危機，又盡可能少地限制公民的權利。
第四，更加注重救濟對于權利保障的研究。王錫鋅認為，對行政機關處理個人信息活動的法律控制，既需要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基本規制框架，也需要引入行政行為合法性分析框架，從權限合法、內容合法、程序合法等維度規范行政機關處理個人信息的活動，并引入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及歸責機制。翟國強探討了中國行政訴訟的性質和功能，指出從憲法層面講清楚行政訴訟背后的制度原理，有助于構建具有融貫性的公法理論體系。章志遠認為，行政撤銷訴訟、行政給付訴訟、行政確認訴訟規則的建構，是我國行政訴訟類型理論精細化發展的表現。經由法律規范的體系化解釋，并結合我國本土行政審判的實踐探索和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的理念貫徹，能夠形成我國特有的行政訴訟類型化規范模式，進一步彰顯中國特色行政審判的制度優勢。對于近年來司法建議在我國部分行政訴訟案件中呈現的功能擴張趨勢，王云霞建議將司法建議制度融入訴源治理體系中，促進司法建議從權宜性治理轉向制度化治理，強化實踐形態中行政訴訟司法建議的規范化運行。
嚴格公正司法
糾紛解決機制的成熟和完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薄白屓嗣袢罕娫诿恳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改革開放后人民法院的發展史實際上是一部司法改革的歷史，變革始終是其主旋律。
第一，司法制度在歷時性變遷中不斷完善。尤其新時代以來，司法改革在力度、廣度、深度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已取得顯著成效。孫謙指出，堅定不移深化司法改革，需要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推動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的檢察權運行機制，有助于凝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監督體系合力。就刑事司法改革而言，陳興良指出，少捕慎訴慎押體現了司法的溫度，反映了寬緩性司法理念，也折射出我國刑事司法在人權保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在刑事訴訟領域，學界還重點關注了量刑協商和缺席審判問題。胡銘認為，量刑協商是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無法回避的關鍵問題，認罪協商的過程圍繞著量刑展開，而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是該過程的核心。這種量刑建議不同于傳統刑事訴訟中的量刑建議，是檢察官的一種法定職責，并具有準終局性，從而對法院裁判形成剛性約束力。周長軍等在論及無受審能力被告人缺席審判的范圍時，重構了被告人受審能力認定標準，提出了改采進階式認定標準，將受審能力區分為參加庭審的基礎能力與放棄自主行使的訴訟權利的決定能力，更好地平衡被告人自主權的防御功能與處分功能。
第三，早在2021年底修改《民事訴訟法》之前，司法實踐中已經存在各種各樣的在線訴訟平臺，因外在形式和內在功能不同，呈現出外觀上或者功能上的多樣化。郭翔指出，訴訟平臺的多樣化存在法律風險，容易引起當事人的誤識誤用，難以保證相同訴訟活動法律效力完全相同。妥善解決訴訟平臺多樣化的問題，需要區分訴訟平臺的功能與其他平臺的功能，更需要處理好法律和技術的關系。202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在線運行規則》，并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許建峰等認為，這是繼《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人民法院在線調解規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將在世界范圍內首次構建全方位、系統化的互聯網司法規則體系，推動構建中國特色、世界領先的互聯網司法模式。
第四，近年來，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已經成為內容豐富、體系鮮明的特色制度，學界圍繞環境公益訴訟的基本理念、資格界定、程序銜接、制度功能等方面作了較多探究。例如，羅麗等指出了環境公益訴訟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適用困境，建議我國構建三層遴選標準來優化指導性案例遴選機制，確立背離論證責任制度來完善責任保障機制。秦鵬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研究議題圍繞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程序創新、環境司法專門化、《民法典》相關綠色條款以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對比分析四個維度展開；在研究特征上，當前學界研究主要傾向于功能主義、結果主義和還原主義的研究風格，應進一步推進整體主義視角下對環境公益訴訟立法類型和制度建構路徑的學術探討。
加快建設法治社會
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指出，“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為順利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確保其目標方向能夠有效實現，《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明確規定了法治社會建設要遵循的主要原則。
第一，法治社會建設研究不斷深入。徐祥民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所包含的法治社會建設路徑歸納為三個方面：以社會治理法治化為基本理論依據實行對社會的依法治理，并推進以居民與村民、社會組織、法定“基層自治組織”等為自治主體的社會依法自治；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體制下引領社會多方參與社會治理的多方實施共治；在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條件下擴大社會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張鳴起認為，一體建設法治社會，應準確把握認知當前和未來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的重點、突出和關鍵問題，整體設計、上下結合、全面推進。在推進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進程中，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約法治社會建設的障礙因素。陳柏峰認為，在基層治理中，社會誠信機制將法律和道德評價的行為納入自治環節，對它們進行社會誠信評價和獎懲，重組自治、法治、德治資源，促成“三治融合”。社會誠信機制促成“三治融合”的實踐，拓展了社會信用體系的范疇，是法治社會的邏輯延伸和未來走向。張建對我國網格化社會治理的實踐邏輯進行了法理反思，指出要真正實現網格化社會治理目的，需強化網格化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厘定網格化社會治理的邊界、慎用形式化考評機制和節制網格化社會治理推進速度。
作為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全民守法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姜偉將守法解釋為：首先，基本要求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這是對守法最低層次的要求。其次，要積極主動地運用法律，這是對守法較高層次的要求。最后，牢固樹立對法治的信仰，這是對守法最高層次的要求。全民守法的關鍵在于領導干部以身作則。肖惠娜總結了守法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威懾、認受性、同伴壓力（或社會規范）、違法機會和法律的表達等。這些影響因素的組合構成了不同的守法結構，從而形成不同的守法行為樣態。此外，在法治社會建設中，全面高效的普法工作是全民守法的重要基礎，方世榮等指出，現有“誰執法誰普法”的國家機關普法責任機制必須拓寬到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責任機制，在此基礎上構建“誰管理誰普法、誰宣教誰普法、誰監護誰普法、誰懂法誰普法”的公眾參與式普法責任體系，形成“政社合作”的普法工作新局面。
第二，我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旨在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服務性和保障性工作。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到“建設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宋方青指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構的實踐邏輯論及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全面立體的制度架構與調整供需的優化路徑，只有通過頂層設計、資源供給及保障制度等層面的共同推進，才能實現建成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遠景目標。楊凱認為，公共法律服務專門立法在整個公共法律服務規范體系中具有綱領性地位。只有建構多元化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規范體系，才能根本解決現有公共法律服務地方立法實踐及理論研究中出現的關于基本概念、規范類型、規范屬性、調整方式、權利屬性等諸多基本爭議。
第三，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歷史瑰寶，有取之不盡的精華。在制度層面主要表現為中華法系這個文化綜合體，歷經兩千年的傳承和變動，至今仍然產生著影響。黃文藝通過對政法范疇的概念史變遷及其良政善治內涵的考察，梳理出一系列有關如何理解、運用法治的本土法治話語，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種從中國法律傳統和法治實踐出發構建中國法治話語體系的可能路徑。趙明回顧中國現代法學的世紀歷程，將中華法系的歷史敘事歸結為主要在進化論、民族論和法治論三種語境中展開。法制現代化是不同語境下中華法系之歷史敘事的共同追求。張晉藩從夏、商、秦、隋四朝的興亡史中總結出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興國安邦，在得民心；以農為本，改善民生；寬以養民，改善民生；愛民富民，民安國強；富則教之，移風易俗；矜恤弱者，重視人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學習借鑒不等于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針對中外法治文明成果，何勤華等認為，我們要始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態度，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只有這樣，中華文明才會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順應時代的迫切需求，煥發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