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航 魏小雨
摘要：中原優秀法治文化是中原地區數千年法律文化積淀的精華，包括但不限于該地區歷史上形成的杰出法律文化、先進的法治思想流派、顯赫一時的法學歷史人物，以及特有的法律條文和制度。未來應持續從法治保障方面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開展對中原經濟建設中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法學理論、法律實踐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打造中原法學家群與中原智庫，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人才支撐、智力支持。
關鍵詞：中原；法治文化；法家；習近平法治思想
中原地區不僅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也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歷史上孕育了子產、吳起、商鞅、韓非、李斯等多位法家代表人物。近代以來，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學者重新考慮并認識法家“富國強兵”思想的重要性，法律意識和行為被法家思想所形塑。法家中尚法尊法的理念暗合了當代中國法治的追求。中原地區作為法家思想的發源地、眾多法學名家的搖籃故里、法治實踐的當代沃土，中原優秀法治文化通過進一步地挖掘傳承與發展，可為當代依法治國提供重要思想資源。
一、中原優秀法治文化的歷史沿革
早在黃帝時代，軒轅黃帝通過融合中原和海岱兩地區的部族和文化，建立起了統一的華夏部落聯盟，形成了中華國家的雛形。緊隨其后，在中原地區草創了國家的行政體制和軍事體制。夏王朝先后在陽城、斟尋、帝丘、西河等地建都，在中原地區形成了相對統一的國家政權，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備的國家制度，并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夏朝便設立了極其具體的官吏制度，既有輔弼之臣的“四輔”，又有“六卿”“三正”等，職權類似于后世王朝的“宰相”。這一制度同樣被周所繼承，進一步在歷代演進為現世所熟知的“三公”制度。由此可見，中原地區早至遠古時期便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及文化等各個方面建立起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對后世歷代王朝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中原優秀法治文化的歷史發展應重點關注從“禮樂”到“禮法”文明的演變。禮樂文明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經歷了長久的發展和演變，最后形成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即禮法文明?！岸Y”在中華文化文明中，一直是一個內涵極為廣泛、內容極為復雜的概念。在夏商時期，禮作為言行規范就已經存在。西周初年，經周公制禮，周禮成為一個龐大的禮治體系，廣泛調節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時期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禮治”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時期。西周時，周禮與“刑”一起成為重要的社會規則，相輔相成、互為表里。其中禮主要是主動地提出要求、對人們行為作出指導，刑則是消極的處罰，是違法犯罪發生后對人們行為的制裁。
禮治的主要原則是親親、尊尊。即親愛自己的親屬，尊敬和服從上級。但是周王室勢力東遷后，土地、人口不斷減少，勢力隨之衰弱。各諸侯國政治經濟勢力逐漸強大，宗法制度的松弛使禮樂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春秋中期，各諸侯國的成文法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梢哉f，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打破了刑罰的神秘和威嚴，封建法制正式建立。法家隨之興起。
“法家”是春秋時期思想學派之一，以法治為核心觀點，以加強君主為根本目的。這種尚法、尊君、強調以法解決現實問題、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及文化的誕生有其特殊的時代及地域背景?，F代研究認為法家思想源出晉、秦，以晉臣身份發跡的韓、趙、魏國都均位于中原地帶，適宜的自然環境與良好的資源使該地區產生“土地小狹，民人眾”的社會現象。在嚴苛的生存條件下，如何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刺激經濟強大國力成為各國政府優先考量的政策。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們以富國強兵為首要目標，尚功利、務實際，以明快有力的措施解決最現實的社會問題。而秦國雖然在春秋時期長期被晉國壓制，在韓趙魏三家分晉后卻在戰國時期迅速崛起，也與其地理位置遠離“周禮”熏陶，具有“尚武”“重法”“尚能”的文化習俗有關。因此在當時各國的變法實踐中，法家均注重在私有財產所有權中“定分止爭”、任用官吏“循名而責實?！奔啊熬壏ǘ?，按功而賞”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講話中均引用《韓非子》名言：“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眮碚f明順應時代變化的、與社會實際相符合的法治才是“良法善治”。以變求存、變中求利正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在理論豐富的同時更加注重實踐色彩，其中的代表人物韓非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觀點，在《韓非子·五蠹》中認為“不期修古，不法?？伞?，要根據不斷發展的實際制定政策，體現出法家發展進化的歷史觀。韓非認為，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宣傳法律以法為教，同時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統治思想。其中，“法”指的是健全法制，注重法令施行過程中既要實現預期效果，也要注重實際效果。而“術”則指使用哪些策略與手段以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皠荨敝傅氖蔷鳈鄤莸闹磷鹦?，認為君主統治天下依靠的不是高超的能力與品德，而是“勢”的位尊權重。
自秦亡后，法家的思想被后世的統治者與正統的儒家思想所吸收。如漢文帝便以善用權術駕馭大臣而聞名歷史。漢宣帝更是注重“王道”“霸道”相結合，實質就是將儒家的學術體系與法家的治國之術在統治中兼容并蓄。唐代宋璟，行法刑賞無私；明朝張居正變法，奉行法家思想，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制統治，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發展。還有清朝《大清律》等歷代封建律典中，都貫穿著法家崇尚法治的基本精神。
然而，法家思想也有其弊端。雖然其以獎勵耕戰、發展經濟為基礎和出發點，最終目標卻是為保障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制所服務的。商鞅便提出尚法以尊君為前提，尊君就是將君主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韓非更是公然宣稱，國家不過是君主統治的工具而已，同時認為仁義道德是靠不住的，人性本惡，無向善之可能。在法家看來，法律只是一種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罷了。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的法治國家。
二、中原優秀法治文化的學說精粹
依據中原法治文化的發展狀況來看，通過對不同中原地區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張進行分析，優秀法治文化的學說精粹可以劃分為春秋戰國、封建王朝及當代三個時期。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法治啟蒙
1.重刑威懾與社會治理
在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張通過嚴厲的刑罰來震懾民眾，維持社會秩序。鄭國的子產提出了“重刑愛民”的主張，認為制定嚴厲的刑罰和牢獄可以讓百姓害怕，從而維護社會安定。他將法律鑄在鼎上公布于眾，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創舉。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強調“禁奸止過，莫若重刑”，認為以刑治民可以使民眾畏懼而不敢為奸，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韓非提出“以刑止刑”的思想，強調法律的威懾力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
2.公平司法與禮治的反思
在反對禮治的不公平司法方面，宋國的子罕提出“同罪異罰，非刑也”，強調法律應當公平適用，不能因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區別對待。在宋國饑荒時，子罕主動請求將公室及大夫們的糧食借給百姓共渡難關，并以身作則，無需百姓歸還。這種公平司法的思想反映了對禮治中“罪行推斷”不公平現象的批判，強調了法律應當平等、公正的原則。
3.法治與道德的結合
子產，又名公孫僑、公孫成子。春秋時期鄭國（國都位于今新鄭市）執政，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作為法家的先驅，子產率先提出“重刑愛民說”，不僅重視刑罰的威懾作用，還探討了道德與刑罰的關系，認為嚴苛的政策可以提高民眾的道德水平，使其信服。這種將法律與道德結合的思想，為后世法家“以刑去刑”理論奠定了基礎，認為通過嚴厲的法律可以逐步實現社會的道德提升和秩序穩定。
4.法治、軍事與經濟的融合
吳起是戰國初期的軍事家、政治家，于魯、魏、楚三國先后為仕，融匯兵、法、儒三家思想，著有《吳子》為我國古代著名軍事典籍，其名與孫武并稱。吳起在楚國推行“明法審令”，制定法律并向全國公布，提高了國家治理效率。同時，他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提拔和重用有才之人，提升了國家管理效能。他還加強軍備訓練、獎勵耕戰，大大提升了楚國的國力。這種將法治、軍事和經濟相結合的治理模式，有效增強了國家綜合實力。
5.術治與君主集權
申不害為鄭國京邑（今滎陽市）人，有著作《申子》，是戰國時期法家的創始人之一。申不害的術治思想強調通過策略和術治手段加強君主集權，提高國家治理效率。他重視整頓吏治，通過賞罰分明的制度提高了國家治理效率。他還特別重視土地問題，認為土地是國家富強的基礎。在他任相的15年間，韓國社會秩序穩定，百姓生活富裕。這種通過術治加強君主集權的思想，對法家理論的發展和國家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6.法治理論的總結與發展
韓非和李斯對法家思想進行了總結與發展，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論。韓非強調法律和權勢的結合。他認為法律不僅要制定，還要宣傳和普及，讓民眾遵守法律。李斯在秦統一六國后，協助制定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等，推動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發展。這些法治理論的總結與發展，為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國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實踐經驗。
（二）封建王朝時期的法律體系構建
1.成文法典的創新與影響
秦朝滅亡后，法家思想仍然對中國封建王朝的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漢初期，蕭何根據《法經》制定了《九章律》，這標志著法家思想在西漢法律體系中的延續。唐代長孫無忌主編的《唐律疏議》被譽為中國古代最為完整的成文法典之一，其規范性和系統性在中國法律史上占據重要地位，與《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相媲美?！短坡墒枳h》不僅創造性地將法律條文與注疏結合，使法律條文更加明確，也吸收了儒家經典的理論基礎，為后來的法律典籍如《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奠定了重要基礎。
2.法治與君主專制的結合
法治與君主專制結合的思想，在封建王朝時期得到了廣泛應用和發展。其中以西漢南陽郡杜衍縣（今河南南陽市臥龍區）人杜周為代表，《史記·酷吏列傳》中專門對其描述，稱杜周任上執法嚴峻，善于揣度君主旨意，因而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加以重用。然而，其“內深刺骨”，為史上有名“酷吏”。但是杜周行事一切不以法律條文為準，而以皇帝的旨意為準。有人因此責備，杜周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直言皇帝的旨意就是唯一的法律，可謂道出了封建時期法律的實質。
3.法治與倫理的沖突與融合
王安石在北宋時期主張“改變風俗，建立法度”，在變法過程中，強調法律條令的優先性，在法律條令與儒家倫理發生沖突時常以法律為先。他的變法思想強調通過法律手段改變社會風俗，建立新的法律秩序。這種法治與倫理的沖突與融合，為后世法治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的經驗和借鑒。
（三）當代中原法治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1.法治建設的基礎與貢獻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中原地區的法學家在法治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克昌教授被譽為刑法學界的宗師，其廣泛涉獵刑法及其相關領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張文顯教授則以其深入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際立法建議，推動了法治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在指導法學教育和立法改革方面具有重要影響。
2.刑事司法領域的創新
在刑事司法領域，樊崇義教授的研究側重于刑事審判程序的改革及法律真實與人權保障的研究。他提倡“世界的眼光”解決“中國的問題”，并運用實證研究方法為立法改革提供科學依據。王振民教授則在《基本法》研究中具有權威性，對“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以及黨內法規的研究，推動了法治建設的深化。
3.法治與社會實踐的結合
付子堂教授的研究強調法學基礎理論的改革與創新，注重將理論與社會現實結合，關注法治在民生保障中的作用。他認為法學應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以回應社會的實際需求。劉海年教授則在法治和人權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主編了多部重要文獻，對法治和人權理論的傳播和制度完善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三、中原優秀法治文化的現代轉化與創新
（一）傳承弘揚中原法治文化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
中原優秀法治文化在當代也依然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著寶貴的文化與精神財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挖掘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推動中華法治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全面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當代法治與先秦法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因此，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礎上，必須深入研究中華法系、中原法治文化等理論和現實問題，為弘揚法律文化、培育法治信仰、助推法治建設責任落實。學習過程中，要認識到法家的重刑治國和君權至上的主張與如今的“法治”概念是格格不入的。韓非曾強調只有重刑才可以止奸，這樣的想法無視違法犯罪行為的復雜性、多樣性，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同時，法家對君權的絕對化主張也將君主專制制度推向了極端，實質就是進行愚民教育，這顯然不符合民主的法治理念。
（二）建設創新中原人才智庫支撐全面依法治國
出自于中原大地的法學家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侵染，基于自身獨特的生長環境，中華傳統美德與治人治世的情懷在他們身上有分外體現。對鄉村與基層社會的熟諳使中原法學家們重視在研究與實踐中根植地方特色與本土資源，重視從地方模式走向中國方案，因地制宜地發揮思想價值。為此，需通過人才培養帶動思想體系全面轉變創新。認真落實普法責任制，全面提升社會整體法治思維。深入挖掘中原傳統法治文化資源，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在群眾中集中開展憲法、民法典、疫情防控、黨內法規等專項法治宣傳教育。成立依法治?。ㄊ?、縣）辦和各協調小組，切實發揮作用，統籌整合各方力量及時解決存在困難和問題。健全責任落實機制，確保法治建設各項工作抓到位、責任落到底。充分運用融媒體手段和數字化平臺，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
（三）總結整合中原法治資源推廣發揚法治經驗
中原法治文化在實踐中與時俱進，保持地域特色與法治文化的鮮明時代特征，努力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中原經驗”。為此，應與國家重大戰略高標準高質量高效率實施形成法治配合，保障步調協調一致。秉持立法先行理念，出臺細化規范提供國家重大戰略實施的指導性意見及具體可操作性細則；恪守法律優先與法律保留原則，加強執法區域協作提升執法人民滿意度；完善案件集中管轄，提供法律服務，全力護航國家戰略和重大決策實施。依法服務現代市場體系建設。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平等保護所有市場主體合法權益是《憲法》在公民經濟生活中的生動體現。
四、結語
作為法家學術的發源地，中原地區的法治文化源遠流長，直到今天也仍然在為當代依法治國提供重要思想資源及養料。法家思想中“以法治國”的核心觀點經過數千年的實踐和演進，深刻地影響到后世的國家治理。只有堅持法治思想，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我們應以辯證的思維來學習感悟法家思想，真正使中原優秀法治文化成為當代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資源，為筑牢現代化發展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中原經驗”。
（作者簡介：徐航，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主任、副教授；魏小雨，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河南省委黨校2024年度專項課題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