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移民對以禮法為核心的中原法律文化的傳播和弘揚不僅關系重大，而且獨具特色，本節旨在歸納總結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內涵與基本特征。
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主要內涵
我們主要從法律觀念、法律制度、法律糾紛等方面來探索以禮法為核心的中原傳統優秀法律文化在移民融合中對其他民族產生的影響。這種在河南移民過程中所形成的、能夠被移民社會廣泛認同的、相對穩定的，與法和法律現象有關的觀念、意識、制度和學說的總體，我們稱之為河南移民法律文化，它是法律實施過程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智慧、知識，是移民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傳統與習慣。
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依據我們探索的河南移民法律文化定義，結合河南移民發揮的法文化傳播效果及其弘揚方式，河南移民法律文化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特征，這些基本特征又恰恰反映出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獨特性。
融合性
河南移民法律文化伴隨著移民的遷出與遷入而產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由于民族遷徙而定居一地，必然引起文化的交匯與碰撞，那些不同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經歷過長時間的相互適應和調適，形成了新的能夠被移民周邊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觀念和價值準則。移民法律文化所展現出的這種適應性和調適性恰恰是它最為基本的特征。
就民族融合而言，在河南移民史上，幾千年持續的移民遷出與遷入，并沒有出現長期的民族隔閡和民族矛盾沖突。無論是南遷北遷的河南人，或者是周邊遷入河南的外族人，經過幾十年或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在民族認同和生活交往中，多實現了調和、雜糅與同化。遷入河南的民族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漢族禮法文化所同化。遷出河南的移民，在保留自身優秀傳統的同時，也吸收其他民族合理的法律文化，與其他民族融為一體，表現出中原法律文化極大的包容性和吸納性。這是河南移民法律文化融合性最突出的表現。
就地域融合而言，它是指大規模河南移民整遷對遷入地文化的影響。在民族法律文化融合的同時，必然涉及對地域法律文化的影響。這里的地域融合尤其指河南移民規模性遷出對遷入地的法律文化影響，因為遷入河南的移民幾乎全部被漢化，整體上不存在地域融合的問題。整遷出的河南居民雖然極力保持著自己原來的生活習俗及民間習慣準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活動范圍不斷擴大，在與周邊民族發生交往過程中，也在不斷吸收其他地域的風俗習慣，而移民的一些生活習俗也被當地人借鑒。這樣，不同的生活習俗乃至地方習慣法經過不斷的調和、雜糅與同化，各民族那些優秀的習俗文化和價值觀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為移民周邊社會共同認可的新的法律文化，便也具有了基于地域的融合性特征。
多樣性
河南移民法律文化伴隨著移民社會的形成而產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居住一地所產生的法律文化雖然經過長時間的調和、雜糅與同化，形成了移民社會共同認可的法律制度、法律觀念及民間法律習慣，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完全一致。相反，其所形成的是一個“和而不同”的有機整體，因此多樣性成為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另一基本特征。
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法律淵源的多樣性和法律實現方式的多樣性兩個方面。首先，就法律淵源而言，既包括大傳統層面的國家法律，也包括小傳統層面的民間法、習慣法。盡管大傳統層面的法律是由國家統一制定，然而在幾次較大規模的少數民族內遷時期，他們在中原地區建立國祚，制定律法。而這種律法通常既吸收了漢民族禮法的特點，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從而呈現出多樣性的色彩。譬如金代女真人在滅北宋之前，適用的是極其簡易的女真族習慣法，又被稱為“舊俗”，這種習慣法帶有濃厚的原始社會的氏族色彩，《金史·刑法志》中云：“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而實際上金朝初立連文字也沒有，更不必說法典了。待到定祚中原，大臣們始諫以女真習慣法為主，按照各占領地的不同法律制定新一代法律。但是鑒于形式的復雜，彼時的法律主要以皇帝大量的制、敕形式出現，直到金熙宗時才出現了成文法典，至海陵王時已經有《皇統制》和《正隆續降制書》兩部法典，雖然它們是參照唐宋法制而制定的，其間很大程度上仍受女真舊俗的影響。又如元代蒙古族臨馭中原時，在立法之初便自覺不自覺地“變夏為夷”，亦大量引入本民族長期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法律觀念與制度。然而元蒙法律“及按視之，則本于唐”，元代律法同時包含漢民族法制與蒙古本族法制而呈現的多樣性大抵由此可見。然而，盡管大傳統層面的國家法律在定分止爭的功能上占有極大的優勢，然而小傳統層面的民間法、習慣法仍然不容忽視。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其地理、語言、生活方式、文化均有較大的差異，由他們構成的移民社會自然也存在不同的民間法、習慣法，盡管經過一段時間的調和能夠相互包容、相互同化，然而卻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同化。如此不同的民間法、習慣法被適用于糾紛的解決之中，便同樣使其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其次，就法律實現的方式而言，鑒于移民社會法律淵源的多樣性，法律實現的方式亦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當糾紛產生時，可以選擇法律的強制實現，即選擇通過大層面的國家法律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威懾力為保證，亦可以選擇法律的非強制形式實現，即選擇小傳統層面的民間法、習慣法解決，以鄉土社會的人際情理進行調節。當然，由于移民社會的民間法、習慣法本身也是多樣的，故而可以選擇其中糾紛雙方都認可的任何一種習慣作為解決方式。
鄉土性
提到鄉土性大家并不陌生，然而，若說鄉土性亦為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則不免生出困惑來。在移民社會里產生的法律文化為何卻具有鄉土性的基本特征呢？傳統中國屬小農經濟的農耕社會，安土重遷屬于常態，由此孕育出鄉土社會自不待言，而移民遷徙中，無論是遷入民族還是遷出民族，其文化習慣中顯然都包含著一定的鄉土氣息。
事實上，我們所說的鄉土性是針對整個中原大地即河南而言，漫漫歷史長河中所形成的河南移民法律文化富有極其鮮明的河南地域特色。在河南移民史上，無論是遷入還是遷出所形成的法律文化都融合了河南地區特殊的風俗、習慣，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所包含的法律觀念、法律制度乃至民間解決糾紛的習慣法即“鄉規民約”，都深深地打著河南的地域烙印。換個角度來說，這些法律觀念、法律制度、民間法、習慣法本身所具有的特點，恰恰就是河南移民法律文化地域特色的重要構成部分。譬如，少數民族內遷至河南，促進了法律制度、法律觀念及習慣的多元化，經過一段時間的雜糅與調和后，這些融合了少數民族觀念、制度習慣的法律文化就會成為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亦成為河南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所展現出的特色亦是河南的地域特色。故而，從宏觀層面來講，這是一個極具地域特色封閉性又不斷變化發展的整體。
另一方面，河南地處中原，寬廣富饒的土地孕育著眾多的人口，耕作方式一直以農耕為主，盡管不斷發生人口的遷徙與流動，然而農耕文明培育出的鄉土社會卻并未被打破。新遷入的移民經過長時間的浸潤、磨合，漸漸也世代定居于此，受鄉土社會中生活觀念、人際情理的影響，由此構建的移民社會所形成的法律文化具有鄉土性的基本特征便不足為奇了。另外，對于遷出的移民而言，他們將把中原農耕文明培養起來的生活方式、情理觀念帶到新的居住地，并且世代相承，盡管會與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相互融合，然終究會保留從河南帶來的地域特色，故而，他們構成的移民社會形成的法律文化具有鄉土性亦不足為奇了。
傳播性
移民的遷徙流動對法律文化的傳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傳播性亦是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眾所周知，河南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長期處于漢民族政權的統治之下，其中諸多政權均定都于此，故而，河南擁有著優良的法制傳統及較為完備的法律思想體系。在移民遷徙過程中，常常自覺或是不自覺地促進這種先進的法律文化傳播。晉室播遷江左，中原衣冠多附隨之，彼時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區發展程度還遠不及中原，這些南遷士民便一方面“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一方面對當地土著“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義”，尤重“此土之望……引之以結人心”，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中原一些儒學大族遷至江左，延續了西晉的法制，幫助東晉再造帝統，使得六朝法制一脈相承，未曾斷絕，其功勞可知矣。再有唐朝高宗至睿宗時期，陳正、陳元光父子曾赴福建平亂，繼而增置漳州，變“七閩”為“八閩”。唐朝末年，固始人王潮、王審知兄弟起兵率兵南下，經江西進入福建，后王審知之子在此稱王建國，此即五代史上的閩國。經后世考證，經由陳氏、王氏帶入福建的河南固始人有18姓5000人之多，他們成為后來有族譜可據的河南人遷居福建的基本群體。當然，他們的遷徙也促進了當時閩粵的中原化，即政治制度一體化進程，不僅從社會層面改變著南方的組織結構（主要表現為宗族制度的普及），也在法律層面促進了中原先進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觀念等法律文化的傳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故而，傳播性是河南移民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毋庸置疑的。（本文選自《河南法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