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制度歷史悠久，最早起始于西周，秦代時形成制度，唐宋時期達到鼎盛。清末法學家沈家本在《無冤錄序》中說：“大辟之獄，自檢驗始。”說明司法鑒定的運用最早是與刑事案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我們不妨通過幾個案件實例，來看看古代一些時期司法鑒定的經驗與實踐。
唐代已經出現了司法文書鑒定
古代法律發展至唐朝，達到了一個高峰，制定了集歷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及其《疏議》，吸收了前代司法鑒定實踐經驗，完善了司法鑒定制度。在唐張鷟《朝野僉載》一書中，就記載了一個運用書證、物證的司法鑒定案例：
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文章中的字剪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并向朝廷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的字，但話卻不是我的話。”前后換了三個御史，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張金楚負責調查此案。張金楚仔細查看信件，看不出什么破綻。他又將信拿起來對著日光看，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時是看不出的。于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的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真相大白。
這個對誣告信件進行鑒定的案例，是在司法活動中進行的文書鑒定，屬于司法鑒定范疇，鑒定目的是判斷誣告信件形成過程是否正常。張楚金鑒定之細致，方法之巧妙，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而結合《唐律》中有對偽造官書、官印罪的規定，進一步證實，唐代已經出現了類似今天的司法文書鑒定活動了。
司法文書鑒定僅僅是案件辦理中的一個小小方面。在唐代，對于各類司法鑒定都有了詳盡完善的規定。其中，《唐律》對命案和傷害案件的鑒定檢驗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在人命和傷害等案件中，鑒定的對象主要有三類，即尸體、傷者以及詐病者，即相當于現今的尸體檢驗和活體檢查。同時，對傷害案件中“傷”的標準作了明確界定：即“見血為傷”；以及各種傷害的分類：手足傷、他物傷與刃傷，并根據傷害程度的不同，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對損傷他人眼睛的行為，凡“眇一目”的，處以“徒一年”；而“瞎一目”的，則要處以“徒三年”。眇是“虧損其明而猶見物”；瞎則“目喪明全不見物”。兩者損傷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輕重也完全不同。
宋代司法鑒定官吏須親自參加尸檢
宋代在唐的基礎上，司法鑒定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將法醫鑒定制度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建立起了法律上系統的鑒定制度，同時寫出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關于鑒定制度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為南宋理宗時湖南提刑宋慈所著，共分為５卷，內容包括條令、檢復總說、疑難雜說及自縊、溺死、服毒等53目。其中對于各種尸體現象及死傷狀況作了分析，并據以推斷死傷原因。此外對在司法鑒定中應當遵循的手續、方法等也都作了詳細的闡述。這都給當時的司法鑒定提供了指南。
正因為宋代司法鑒定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所以在北宋時就對司法鑒定的各個環節作了詳細的規定，其中對鑒定人員的分工有明確的規定：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詔：今后殺傷公事，在縣委尉，在州委司理參軍，如闕正官，差以次官”。到了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又作出了進一步的規定：“檢驗之官，州差司理，縣差尉，以次差丞，簿監當，若皆缺，則須縣令自行”。
宋代規定，司理參軍管理一州之中訟獄勘鞫之事，是法律規定的州司法鑒定官吏?？h尉是主簿的下屬官吏，掌握訓練弓手、戢奸、禁暴之事，是縣的鑒定官吏?？h尉實際就是宋代的縣屬刑警負責人，如果縣尉不在，就由縣的各級行政官員——主簿、縣丞乃至縣令負責鑒定尸體。
正像前面兩個案例鑒定官吏親自檢驗的記載，早在咸平三年的法令中已有明文規定，鑒定官應當“部領一行人躬親檢驗”。宋慈在《法冤集錄》中也指出：“四縫尸首須躬親看驗，于內若一處有痕損在要害或非致命，即令仵作指定喝起。”又說：“凡檢驗不可信憑行人，須令將酒醋洗凈，仔細檢視。”這些規定都充分說明，鑒定官吏是親自參與尸體檢驗的。因此，宋代的縣尉是被指定的基層司法鑒定官吏，需要親自進行檢驗。
清代出現了大量的司法鑒定著作
元明清時代，司法鑒定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清代在法律制度方面，有關鑒定的程序、內容也更加完備、具體。這主要體現在國家基本法典《大清律例》中，對有關司法鑒定問題，都作了明確規定。
重要的一點是，在宋代《洗冤集錄》和元代《無冤錄》等基礎上，清代相繼出現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有《重刑補注洗冤錄集證》《洗冤錄及洗冤錄補》《洗冤集說》《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洗冤錄詳義》等。這些著作大都是在前代基礎上，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檢驗技術和法律規定，作為指導司法鑒定的理論書籍而廣泛流傳，對于搞好司法鑒定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清王又槐等增補考訂宋慈著《洗冤集錄》編著的《重刑補注洗冤錄集證》一書，匯集了多位清代官員聽訟斷獄、瞻傷察創的辦案經驗，體現了清代法醫鑒定技術的總體成就。其中，就記載了一個毆前縊后的司法鑒定瀆職案例：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湖南安仁縣鄧步青向官府報案，說他的妹妹曹鄧氏被丈夫曹澤金打死。曹澤金則供稱，鄧氏是被他斥責后自己吊死的。仵作檢驗尸體后報告：鄧氏咽喉沒有致命的吊死痕跡，左邊乳房有被棒打留下的傷痕，腦后有木器的傷痕，左后肋有棒傷，系被打身死，不是吊死的。此后，曹澤金一會兒供認妻子是被他打死的，但一會兒又推翻供詞。
不久，后任縣令同被委派的驗尸人員一起進行復驗，發現鄧氏的上下牙齒，左右手腕骨、十指尖骨都呈紅色，無疑是自縊留下的瘀血；死者左右耳根八字痕不明顯，是用闊布自縊的緣故，所以沒有留下繩痕；左臂肘骨有一傷青紫色，斜長一寸三分，寬三分；左右肋有一傷青紫色，斜長一寸，寬三分，均是木器傷，別的沒有發現什么，這確是被打后自己上吊死亡的。責問原來檢驗的仵作，他說當時鄧氏尸體左乳，腦后已經改變顏色，就誤認為是傷上報。后經巡撫向皇上奏請重新審理本案，同時彈劾前安仁縣縣令，并建議革職。
由此案可以看出，清代對于司法鑒定的各項規定日趨完善，對于司法鑒定人員的違規處罰是有規定的，并且切實得到執行。
古代司法鑒定制度，無論在制度實踐還是在檢驗技術上，都對當代中國鑒定制度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