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亡 性 質 考 證

                                                                          閔建雄   2024年2月23日

在法醫學實踐中，我一直習慣使用的“死亡性質”這個名詞，但在醫學院校教科書《法醫病理學》中，死亡性質已經被“死亡方式”代替了。其實，死亡方式一詞來自英文Manner of death的直譯。我個人覺得，按照中國人的表述習慣，“死亡性質”可能比“死亡方式”更容易理解，而且不會發生歧義，因為“方式”在漢語里通常是指某種具體的行為模式，比如我們通常把打擊、高墜和車禍列為最常見的三大損傷方式，而“性質”則是概括而抽象的。所以，本文還是以死亡性質來論述。法醫教科書給死亡性質下的定義是：暴力性死亡如何得以實現。以我的觀點，似乎更合適的定義是：暴力性死亡是誰造成而發生的，這里的“誰”，就是指導致死亡發生的行為主體。國內外比較一致的觀點，將死亡性質分為自殺、他殺和意外三類，本質上就是以行為主體不同而劃分的。雖然目前的教科書《法醫病理學》將死亡性質分為自殺死、他殺死、意外死和安樂死四類，而且他殺死和意外死又有多個小類，但本質上并沒有脫離傳統的三分法。

然而，長期的辦案實踐，真正讓我關注死亡性質，并引發一系列思考的，并不是它的概念和定義，也不是它的分類是否恰當，而是法醫如何認定死亡性質？我思辨的最后結果是：法醫無權，或者說不能認定自殺（死）、他殺（死）或意外（死），至少書面語言不能！產生這個判斷的主要依據有兩條，一是死亡性質應該是由主觀意愿和行為主體兩個因素構成，而非單一的行為主體因素；二是法醫對行為主體的判斷，有專業上的優勢，但主觀意愿的判斷非常復雜，非法醫獨自可以承擔。

最簡單的例子是性窒息和擦槍走火。性窒息的行為主體是自己，但死亡性質卻是意外，因為死者通過窒息的方式，是想達到某種程度的性快感，而非死亡。只是死者沒有控制好而發生了意料之外的情況，從而導致死亡的發生；擦槍走火的行為主體是他人，但他人在擦槍的活動中，也是由于某種原因失控，發生了意料之外的情況，從而導致死亡的發生，所以，死亡性質也是意外。這兩個例子清楚地表明，如果沒有主觀意愿（故意），行為主體無論是自己還是他人，死亡性質與自己（自殺）或他人（他殺）都可能無關。在這兩個例子中，法醫認定行為主體不難，但要認定主觀意愿，卻不那么容易了。性窒息也許可以通過現場的異裝等跡象來反映主觀意愿，而擦槍走火，卻需要槍支性能、彈道學等多方面的依據，非法醫所能把握的。比較復雜的例子是性虐待癥（SM），有一種形式是全身捆綁，這只能通過他人來完成。捆綁適度，能夠達到生理刺激、滿足性欲的目的。但捆綁一旦過緊，死者又無法及時求救，就可能產生呼吸限制而死亡。捆綁過緊是主觀故意、死者要求還是操作不慎，是決定死亡性質的關鍵因素，但這豈是法醫能鑒別和把握的！我曾碰到過一例利用SM他殺的案例，尸體檢驗和現場勘查根本找不到認定他殺的依據。至于更復雜的例子，是“自愿他殺”和“被逼自殺”，前者見之于某些帶有邪教色彩的組織，其成員將“被人”凌遲折磨致死視為升入天堂的途徑。另外，“自愿他殺”也是美國警匪偵探影視中經常出現的場景，即某案犯被警察圍堵后，明知抵抗已經無效，故意違背警察的指令，做出某個動作，迫使警察開槍將其擊斃。至于“被逼自殺”，最典型的見之于黑社會組織內部，其成員出了問題，要求自行了斷，以死謝罪。另外，日本武士道中的剖腹自殺，有時候其實是“被逼”而非個人自愿的?！白栽杆麣ⅰ焙汀氨槐谱詺ⅰ敝?，行為主體和主觀意愿完全分離，在這些案例中，法醫要認定行為主體可能很容易，但要認定主觀意愿就不是那么簡單了，甚至有時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被逼自殺”和“畏罪自殺”之間，基本上沒有可以明確區分的界限。

綜上所述，由于死亡性質是由主觀意愿和行為主體兩個因素構成，而主觀意愿不僅更重要，而且判斷起來更復雜，它不僅涉及到尸體、痕跡、心理等多個專業領域，而且還與社會、文化、家庭、心理等多種因素密切相關，非法醫所能獨立承擔。法醫對死亡性質的判斷，只能基于行為主體，充其量做出“自己所為”或者“他人所為”的判斷。因此我覺得，法醫還是把“自殺、他殺和意外”的判斷留給最后的案件偵查或綜合部門吧。